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即刻在海峡彼岸的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与欧洲其他各国在政治、经济与宗教等问题上逐步发生冲突。柏克从1765年至1790年一直是英国辉格党主要的政策发言人，曾任下院议员近30年。在1790年法国大革命一周年纪念之际，柏克写成了《法国革命论》一书，集中而猛烈地攻击大革命及其政治原则，把大革命看成是人类罪恶的渊薮。后来，他又在《新辉格党人向老辉格党人的呼吁》《对法兰西事物的思考》《关于弑君者的和约的信札》等著作中，进一步展开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
柏克审慎、妥协的保守政治理性中也含有一些现代公共理性的成分，从柏克、葛德文到罗尔斯、哈贝马斯把理论付诸实践之前年复一年的等待和商谈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启蒙理性运动始发，经大革命政治实践对理性的洗礼，再到和平年代公共理性话语的运动轨迹——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的适度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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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批判，与以前柏克反对奴役贸易、支持北美独立的较激进自由主义政治主张的辉格党态度大有不同。他以英国百年妥协政治实践为基准，以折中的政治哲学对大革命及其政治原则进行批判。因此，现代法国学者哈列维说：“代表着半经验主义，半神秘哲学，以功利原理为基础，伯克谴责法国大革命”。但柏克也因此奠定了以拒斥抽象理性及其滥用、反对革命、坚持君主立宪与改良及贵族式的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由此也引出了英国式自由观念与法国式自由观念的分歧，从而使他成为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最富盛名的政治理论家，也因此成为近代西方思想界反对法国大革命保守派的首席代表。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主流深信理性能带来社会进步，要以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这些抽象的理性烛亮国家与社会等一切黑暗无知的地方，摧毁现存一切不合理性的事物。以伏尔泰、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主流历史观更是典型的理性支配历史的唯心史观。而柏克则坚持历史传统、习惯、道德与神等非物质的、经验性的东西支配历史的唯心史观，反对抽象理性的唯心史观。由此出发，柏克批判启蒙运动的先验政治理性，抨击法国大革命为这种恶的理性滥用的结果，从而试图建构一种保守的、神秘的经验政治理性。
几十年的从政经历，柏克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使他特别推崇政治经验，认为经验政治理性优于先验政治理性，反对政治哲学家的抽象政治理论。古罗马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罗曾区分了理论型政治学家与实践型政治家，又从实践型政治家的才能中发现了人类理性的卓越作用，认为实践型政治家优于仅仅关注政治理论的人。柏克非常赞赏西塞罗的经验政治理性观念，在《法国革命论》中常引用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中的观点、话语攻击大革命及其先验政治理性。进而，柏克对法国启蒙哲学家的先验政治理性展开批判，并把大革命看成是一场“哲学式革命”带来的恶果。
而鼓动起大革命恶果的法国启蒙政治哲学更是“放肆的哲学”“野蛮的哲学”“堕落而卑鄙的哲学”；那些启蒙思想家们则是“哲学家的阴谋集团”“伪劣的形而上学的贩子们”、剥夺所有权、教会产业的“哲学的掠夺者”。在柏克看来，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先验的政治理性，启蒙政治哲学这种野蛮的哲学乃是冷酷的心灵和理解混乱的产儿；启蒙哲学家的先验政治理性不是建立在对极其复杂的人性和社会目标的权衡思考之上，并非真正的政治理性，而是缺乏经验的虚幻思辨的结果，“这种人对自己的人权理论是如此之感兴趣，以至于他们已经全然忘记了人性。”客观地说，启蒙政治理性的抽象先验人性论基础，确实给了柏克攻击的口实。正如施米特所说：“这些反对革命派从大革命的权利意识——它是建立在自然权利的学说上——只看到了混杂着激情与形而上学抽象观念的判断。”但柏克对人性的解说也并不比抽象人性论高明，而是回到了它之前的神性论，他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动物”。
宗教动物这个神秘人的第一天性，借用了休谟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的理论，并把二者混合起来而形成的所谓经验政治理性。相比较而言，柏克不相信政治理论家的理性，更相信政治实践家的理性；不相信个体理性，更相信人类理性；不相信人类理性，更相信人类本性。他认为，“政策不应该由人类的理性调节，而应该由人类的本性调节；理性不过是人类本性中的一部分，而且根本称不上是最伟大的那部分。”
面对复杂的人、社会、国家，柏克看到，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唯有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坚信政治经验，尤其坚信英国百年君主立宪的政治经验，推崇实践政治家为“行动中的哲学家”，不反对理性本身。柏克坚决反对先验政治理性的僭越与渎神行为，反对抽象的政治理性设计，反对直接建筑在一种先验政治理性上的政治。在此，他又从经验论者休谟那里获得了力量，因为休谟说：“一切假定人类生活方式要进行巨大变革的政府设计方案，显然都是幻想性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都属于这种性质。”
柏克还批判卢梭这个“形而上学家和哲学家”，认为以理性主义的公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创造不出任何持久的东西，只能拖延、破坏和消灭事务的自然进程。柏克尖锐地批判卢梭，而且是在反对误用理性的名义下进行的。而我们知道，卢梭却是否定、怀疑理性能带来社会进步的，也反对滥用人类理性。和卢梭一样，柏克也靠内心感觉到政治国家应与宗教并存，他说：“我们在内心中感觉到宗教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一切的善和一切慰藉的源泉。”“在一开始我们必须说服我们的公民相信，神是我们的主人和万物的尺度。”
柏克对卢梭最大的不满，在于卢梭学说中的革命性主张。卢梭曾宣称应该首先扫清地面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以便重新建立起一座美好的大厦，这样才能把理想的国家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柏克无法容忍这种“自负而又抽象的理性政治设计”，认为正是卢梭这种摧毁与重建的政治哲学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柏克说从休谟那里“得知卢梭写作的秘密”，要打动和吸引听众，“就必须创造政治上和道德上冲突的奇迹。
对卢梭从理论到人身的攻击中，可以发现柏克坚决反对先验政治理性设计与政治实践的结合。他认为，正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先验理性政治导致了大革命这个灾难性的恶果；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不具备真正的治国政治智慧。这样看来，卢梭就不是理性主义政治的设计师，而是情感主义或浪漫主义政治的设计师了。而卢梭早已声明，他只是探讨理论、权利，不是一个政治实践家；他自己若是政治实践家，就不会浪费时间来谈《社会契约论》。可见，柏克有些逻辑矛盾地批判了卢梭。
抨击法国大革命的人，一般都会突出英、美的政治经验，强调英、美的自由主义政治，批判法国大革命对自由的“伤害”，把英、美两国与法国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典范，进而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性。在他们的视野中，英、美的现代性是比法国的现代性更好、更合理的现代性选择。
以经验政治理性批判先验政治理性，柏克试图论证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现实合理性”，设计法国旧制度的英式改革。正如当代英国学者肯尼所说，柏克所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健全的政治判断所需要的知识，不是纯粹理性的——甚至不是以理性为主导的。”虽然他对卢梭先验政治理性设计的批判自身也存在着矛盾，但他对先验政治理性的批判中也含有一些闪光之处。
这就是，任何政治理论、原则都不应该从先验概念出发，而应该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出发；政治理论有理论的价值，事实有事实的价值，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张力、平衡，而不是一边倒。进而，柏克批判了法国大革命对先验政治理性的滥用以及革命者政治经验的缺乏。他把法国革命者视为马基雅维里式的政客，以先验的理性观念为基础进行革命，政治经验贫乏。从而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的适度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