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平力
【资料图】
虎挟雄风辞旧岁，玉兔呈祥月中来。兔子是温顺可爱的小动物，讨人喜欢。兔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四。在中国天干地支纪年中，“兔”与十二地支中的“卯”对应，汉代王充《论衡》说：“卯，兔也。”二者组成生肖“卯兔”。《说文解字》说：“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一天十二时辰中之“卯时”，是清晨五时至七时，又称“兔时”。因此，“卯”表示春意，代表黎明，充满着无限生机，新迎来的癸卯年，必将万象更新！
兔子繁殖力极强，一只雌兔一年可产仔几十只。老百姓有句俗语：“兔儿快，兔儿快，兔儿一年生七代。”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和妇女渴望多产顺产的理想，常借兔子的形象来表达。
兔子柔弱胆小，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存智慧。遇敌则逃，故“逸”字形从兔。野兔常住多窟，故俗谚云“狡兔三窟”。为安全需要，“兔子不食窝边草”，以免暴露居藏之处。兔既是生态食物链上的弱者，也是适应生存环境的智者。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兔的国家之一，兔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殷商甲骨文中，便有关于兔的记载。随着历史的发展，无论从古代诗词歌谣、神话传说，还是出土文物中，都能看到兔子的踪影。兔子常常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与意蕴，寄托着人类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云南省博物馆中，收藏着几件滇国时期有关“兔”的文物。在癸卯新春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些文物，探究兔子在古代滇人的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西汉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
西汉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
贮贝器相当于滇人的存钱罐，因用于贮藏作为货币的海贝而得名。右边这件贮贝器于1996年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71号墓，通高66厘米、面径27厘米、底径45厘米。由两鼓上下重叠焊铸而成，上鼓器盖单独制作，以活扣与鼓身相连。
该器器盖上铸有立体狩猎场面：三人身背长剑，其中两人骑马，左手握缰，右手持兵器，策马共同追杀一头奔跑中的鹿。骑马的两人中，一人通体鎏金，应该是墓主的形象。三人中还有一人站立于器盖中央，双手执长兵器（已残），欲猎杀另一头鹿。此人前后各有一犬，作欲扑向两鹿状。两骑士马下还分别有一兔、一狐，工匠把它们巧妙地设计成器盖的插销，取下便可揭开盖子。
两个鼓身均布满阴刻线纹图案。上鼓胴部刻11只顺时针飞翔的犀鸟。腰部刻绘了4幅“狩猎”主题的连环画，按顺时针分布：第一幅为猎手骑马逐鹿，鹿在左前方狂奔，猎手在后策马奔腾，表情紧张；第二幅为猎手举起长矛欲刺向猎物；第三幅为猎手刺中鹿臀；第四幅为猎手背着战利品昂首挺胸向前走。上鼓足部为各种动物相互争斗的情景，其中一组便是猛兽追逐兔子，兔子正奋力逃跑的精彩瞬间。下鼓胴部由7只飞翔的凤组成；腰部分为4个部分，描绘了各种动物和植物，其中有虎牛相斗、虎猪撕咬以及鹿、鹰等；足部是12只同向行走的雉鸡，其中一只被蛇咬住颈部。
叠鼓形贮贝器迄今为止只发现了4件，在现今出土的滇国文物中，这是唯一一件表现狩猎场面的叠鼓形贮贝器。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图案的组合与布局，以及纹饰的雕刻工艺，都显得相当成熟。可见，西汉时期滇人的铸造和线刻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这件滇国体量最大、等级最高（之一）、工艺最精湛的器物上，兔子出现了两处，分别是器盖上的圆雕形象和上鼓足的阴刻线纹。在器盖上的立体场面中，可以看到兔子与滇人的关系——兔子出现在狩猎场面中，可见它们是滇人狩猎的对象之一，被猎捕后，兔肉应该会被当作盘中美餐，而毛皮会被拿来制作服饰，兔子能为滇人的生活锦上添花。在鼓足的平面纹饰中，可以看出兔子与其他动物的关系——被食肉动物追逐的兔子正在拼命逃跑。这个画面在滇人生活中应该很常见，所以才被工匠捕捉到，定格在如此贵重的器物上，而且刻画得极具张力、如此精彩。
西汉饰兔铜斧
西汉饰兔铜斧
上面这件铜斧1956年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13号墓，长14厘米，最宽8.8厘米，厚2.8厘米。斧身细长，单面弧刃，三角形銎。銎饰弦纹、绳结纹、云纹、三角形纹组合图案。銎背雕铸一只站立的兔子，目视前方，神态自若。兔子身上的毛纹、脚趾清晰可见，显得温顺可爱。铜斧本是一种兵器，但这件铜斧装饰精美，表面镀锡，与叠鼓形贮贝器、铜鼓等高等级器物同出，墓主极有可能是一代滇王，所以这是一件专门用作祭祀或仪仗的礼仪用器。
兔前肢短，后肢长而有力，因此宜于上攀而拙于下降。在民间传说中，属兔的人以及兔年人们可以步步登高。新岁已始，在此祝福各位读者兔年一路坦“兔”、大展鸿“兔”！
西汉二兔蝙蝠铜扣饰
西汉二兔蝙蝠铜扣饰
扣饰是古滇国最具特色的器物类型之一。具体形状以圆形、长方形及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居多，一般圆形和长方形扣饰正面镶嵌宝玉石，人物和动物形象扣饰正面是半浮雕，扣饰背面则为素面，有一个“L”形钩，用于系扣。我们从其他文物上的人物形象观察到，圆形扣饰最常被系扣于腰间，相当于皮带扣，少数用于系扣披风和发带。其他形状的扣饰未见使用图景，推测更多的是被赋予礼仪和宗教等方面的涵义，亦或标明身份和显示财富等。
下面这件扣饰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长6.5厘米、宽4厘米。扣饰为两只兔子欲向一左一右奔去，侧脸面向正前方，身体后半段交叉，在两兔中间，有一只飞翔的蝙蝠，翅膀被兔身挡住大部分，画面动感。三只动物下方，被一条蛇围住，蛇咬住右边兔子的腿。兔子和蝙蝠的组合较为少见，这样的组合，或许是借兔子表达“人丁兴旺”、借蝙蝠表达“幸福”的愿望。早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中，就出现过原始特征的蝙蝠造型。最早铸有“蝙蝠纹”的青铜器是安徽寿县出土的“蔡侯申簠”，铸成于春秋晚期。但这不能完全说明春秋时期，蝙蝠已经成为后来吉祥文化中，代表“幸福”的祥瑞动物，只能说明蝙蝠这种能够飞翔、长相奇特的动物已经被人们观察、认识到了。“蝙蝠”作为吉祥动物的原因，是其名称中的“蝠”字和“幸福”的“福”同音。据了解，蝙蝠作为象征“福”的吉祥物，在明代才开始普遍流行。所以笔者初步推测，二兔蝙蝠的组合，不太可能是滇人用于寄托“多子多福”的期盼。而滇国青铜器以写实著称，这件器物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工匠某次见过这两种动物同框的画面，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某种机缘下，通过艺术的加工创造出这件器物。至于更多的深意，有待专家考证。
云南境内发现青铜扣饰的地点中，仅有不到20%的墓葬出土扣饰，可见使用扣饰随葬的仅是少数人。青铜扣饰具体的使用者，根据其出土情况推定，主要有滇王、贵族和一般部族首领，另外还应包括一些较为富裕的平民。由于这件扣饰出于扰乱层中，无法获得更多墓主的信息，但想来应该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和审美品位的人。
西汉兔纹漆木壶
西汉兔纹漆木壶
左边这件漆木壶出土于昆明羊甫头墓地113号墓，口径10厘米、残高22厘米，应是一件酒器。漆木壶直口，鼓腹，平底，器身髹黑漆为底，绘红色网纹、变形虫纹、站立行走的兔纹等组合图案。
漆器在战国秦汉时期属于奢侈品，只有极少数上层社会的人能使用。同时，由于大部分漆器属有机质，在云南的酸性土壤中极难保存下来，所以在滇国文物中漆器并不多见。所出漆器最精最多者，当数羊甫头墓地，而羊甫头墓地漆器就集中出土于113号墓，品种极多。这件漆木壶保存完好，在云南地区出土的漆器中实属罕见。113号墓是一座夫妻合葬墓，能拥有如此多的漆器，可见这对夫妇的地位和财富非同一般。除了这件漆木壶，同墓与“兔”有关的文物还出土了兔纹漆葫芦、兔头形漆木祖，兔子形象多次出现在贵重的漆器上，可见滇国贵族对兔子的喜爱与重视。
西汉鎏金立兔铜杖头
西汉鎏金立兔铜杖头
下面这件鎏金立兔铜杖头，通高10厘米、銎径1.5厘米，小巧且格外精致，令人过目不忘。在详细介绍这件文物之前，我们先说说杖和杖头是怎么一回事。《说文解字》曰：“杖，持也”。杖本是一种人们用来辅助行走的工具。但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比如古埃及，杖在社会生活中衍生出一种特殊的功能——权力的象征物，具有这种功能的杖，被称为“权杖”。掌握世俗、宗教、军事等权力的统治者，以手握特殊形制的杖，表示其是权力的拥有者。在我国，使用权杖的习俗，主要流行于西南地区的一些民族中，时代从殷商一直延续到西汉，中原地区未发现这种习俗。从形制上，杖一般分为杖头和杖身两个部分，杖头一般用金属铸成或用木头雕刻立体的人物或兽、禽、鱼等动物造型，杖身为一根圆木棍或铜棍。目前，云南地区出土的杖有铜杖、木杖、藤杖以及铜杖头和木杖头，由于木杖易腐，极少保存下来，目前发现最多的便是铜杖头。
这件鎏金立兔铜杖头，1955年出土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1号墓。造型是一只兔子蹲踞在铜鼓上，鼓足向下延伸为圆柱形的銎，用以纳入木质杖身。这只兔子瘦而不弱，肌肉线条优美，看起来矫健有力。双眼瞪圆，长耳竖直打开，尾巴上翘，神情紧张，一副随时准备起身避险的姿态。这件文物虽然造型相对简单，但兔子全身有若隐若现的花纹，似为特意装饰过，通体鎏金（目前鎏金已大部分脱落），四足脚趾清晰可见，是一件小而精的佳品。
云南地区的杖或杖头，基本上出土于等级很高、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中，杖的所有者非富即贵，应为国王、部落酋长、邑君、巫师等。有学者考证，出土这件文物的1号墓，是一代滇王后之墓。滇王后为什么选择用“兔”的形象来做杖头呢？笔者推测，滇人是定居的稻作民族，祭祀活动的主题，往往是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兔子极强的生育能力早已深入滇人的心。从这件小小的杖头上，我们可以看出滇人对兔子的喜爱和崇拜，对人口繁衍、社稷繁荣的期盼。
（单位及图片提供：云南省博物馆）
